吴传钧，地理学家。生于1918年4月2日。江苏苏州人。1941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地理系，1943年获该校硕士学位。1948年获英国利物浦大学博士学位。历任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长期从事地理学的综合研究，积极组织国内与国际学术活动、担任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和国际地理联合会（IGU）副会长，是我国现代经济地理学与现代人文地理学的学科带头人。50年代提出经济地理学并非一般所说的经济科学，而是与自然科学和技术科技科学密切交错，具有自然-技术-经济三结合特点的边缘科学。80年代提出地理学的中心研究课题是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发展过程、机理和结构特征、发展趋向和优化调控。这些学术见解推进了地理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参与编写的《中国海岸带与海涂资源调查报告》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地图集》分别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和二等奖，主编的《中国农业地理总论》、《1：100万中国土地利用图集》、《中国土地利用》等专著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专著《国土开发整治与规划》等书，对国土研究与规划提出了系统的理论和方法。最近还主编出版了《现代经济地理学》和《中国经济地理》等专著。
1936年我毕业于江苏省立苏州中学，面临投考大学选择什么专业的问题。当时多数同学决定报考工科和经济管理一类出路较好的系，唯有我一人看中了地理学这个"冷门"。说来也并不是偶然的，早在上初中时听地理老师介绍孙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大意是说：为了发展我国的实业，大规模地建设国家，不仅要在沿海开辟一系列的大港口，在内地具备条件的地方开设工厂、开发矿藏，还要把铁路修到祖国的四面八方，把贫困落后的中国，建成繁荣昌盛的国家。出于对这样一种美好前景的憧憬，激发了我学习地理的兴趣。正好苏州中学曾由中央大学地理系主任胡焕庸教授兼任过校长，校图书馆中有关地理的藏书特别丰富，还有《地学杂志》、《地理学报》一类的刊物，我不时浏览，加深了对地理学的爱好，是年终于考入了中央大学地理系，确立了毕生从事地理研究的志向，算来已60多年了。
抗日战争爆发后，我随母校迁重庆沙坪坝，在艰苦的环境下继续学习，读完了大学又当研究生，研究生毕业留校当了讲师。1945年公开招考公费出国留学生，其中有地理学一个名额，我认为这是深造的好机会，就努力应试，终于通过竞争幸而被录取了。当时由英国文化协会驻重庆代表、著名人文地理学家罗士培（P.M.Roxby）教授介绍，进入以研究远东地理为中心的英国利浦大学进修。
地理学是一门脚踏实地的学问。留英期间我除了上课堂，挤图书馆外，课余利用一切机会去熟悉英国社会经济情况。春夏假期骑自行车周游英国中西部，住廉价的青年寄宿舍，对英国的风土人情有了较深切的了解。1946年夏，我利用去捷克布拉格参加第一届世界民主青年联欢节的机会，顺道访问瑞士和法国，对欧洲中西部的地理景观得到一个概括的印象。1948年夏，获得博士学位后，随即回国。当时东北和华北已经解放，国民党政府已处于崩溃前夕，物价飞涨，社会动荡，我幸得留学利浦大学的前辈，当时任中国地理研究所所长的林超教授延聘到该所工作，正符合我投身地理研究的愿望。南京解放后该所改组为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我从此一直坚守在这个工作岗位上。
地理学是一门兼含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内容十分丰富的科学。我在30年代所受大学地理教育也是综合性的，因而培养了我对地理科学所有领域的广泛兴趣。最初侧重于农业地理和土地利用的研究。这是考虑到我国人口多、耕地少，为了使全国人民丰衣足食，发展农业生产是根本的任务，而且农业生产和地理环境的关系比国民经济其他部门要密切得多，因而地理学为农业服务可以展其所长。我的大学毕业论文《中国粮食地理》、硕士论文《四川威远山区土地利用》、博士论文《中国稻作经济》（Rice Economy of China）都是有关农业地理的。
我研究农业地理大都从土地利用入手，我认为土地利用是人类生产活动和地理环境关系表现得最为具体的景观，研究土地利用不仅可了解到农业生产的核心问题，而且还可考察人地关系的主要问题。解放后我进行的第一项研究就是南京市土地利用调查。50年代结合黑龙江流域综合考察，又进行了东北土地利用和农业区划研究。70年代初参加大兴安岭地区宜农荒地资源考察，又到苏、浙、赣、闽、新、甘、青、川、滇等省进行农业生产典型调查。70年代后期我发起组织全国各地理单位协作编写《中国农业地理丛书》，自已主编了其中的《中国农业地理总论》。80年代初受中国科学院委托，主持全国1：100万土地利用图的调研与编制工作，和40多个单位300多名科技工作者通力协作，经过九年努力，终于完成并出版了此项成果，为国家进行土地管理，为农业生产和国土规划提供了一项重要依据，同时也为世界各国编制分类详细的土地利用图带了个头。
我对地理学其他领域的研究，是顺应国家各个阶段经济发展的形势而确定的。例如建国初期配合铁路建设，我负责进行了兰州--银川--包头新铁路线的经济选线调查；配合水利建设，我参加了黄河流域初期规划工作。50年代后期，我国和前苏联两国科学院为开发黑龙江流域水利资源联合组成综合考察队，我参加了有关工、农、运输业生产布局的调查。60年代初受华北局计委的委托，调查华北地理工业布局问题，作为生产布局自然条件评价的试点，我负责工业和城市用水的调查。80年代初，中央把国土开发整治提到国家议事日程。国土开发整治的总目标是理顺和协调好生产活动和地理环境的关系，这正是地理学研究的主题，因此我一方面以地理学会负责人的身份号召地理学界要为国土开发整治服务，同时自己的研究重点也就转到这方面来了。到了90年代，配合《21世纪议程》的实施，着重各地区持续发展的研究。
我从中国地理学发展全局来看，认为各个分支发展极不平衡，特别是建国之初按照前苏联的模式来发展地理学，强调自然地理而忽视人文地理，甚至在"左"的思潮之下把人文地理学内的一些分支视为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伪科学来加以政治性批判，以致我国地理学出现了畸形发展的局面。直到"文化大革命"之后，国家拨乱反正，把战略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人地关系向广度和深度发展，人文地理学研究的重要性日益为社会所认识。我考虑到这方面的研究长期被冷落，当务之急是要培养人才，重建专业队伍，因此我多次负责组织短期培训班，并带头招收这方面的专业研究生。如今我已跨入人生的晚年，最关心两件大事：一是如何开创我国地理学的新局面，二是如何培养青出于蓝的青年地理工作者。这两方面其实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
为了开创新局面，我对发展中国地理学产生了一种责任感，觉得自己的工作不能局限于本单位和个人的小专业，而要顾全地理界和地理科学的大局，因此愿意兼任一些有关的业务组织工作，担任了中国地理学会等好几个全国性学术团体的领导职务，还受聘于一些大学地理系当兼职教授，为协调地理界有计划地进行某些重要学术活动而出力。我觉得地理学要为社会所确认，最重要的当然是要作好我们的地理研究和教学工作，其次就要善于宣传，办好专业刊物就非常重要。解放初我和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志集资创办了《地理知识》，"文化大革命"后和兄弟单位合作，又创刊了《经济地理》和《人文地理》两种专业期刊，从1984年起我领导《地理学报》编委会，力图使该刊能较好反映我国地理学的新成就，1992年被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协和全国评为优秀期刊，荣获三个一等奖。
1978年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我首先出访美国和日本，此后带团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或短期讲学，访问了各大洲20多个国家，和外国地理界重建联系，展开了国际交流的新篇章。80年代初，一度担任联合国大学（东京）校长顾问。1984年在巴黎召开的第25届国际地理大会上，我周旋于各国代表之间，经过协商和斗争，恢复了我国在国际地理联合会的会籍，总算了却一桩心愿。多年来我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活动，虽然付出了不少时间和精力，但深切了解了国际地理学的发展实况，对比之下我国地理学理论建树薄弱，工作手段方面差距更大，但在某些领域却居于领先地位，这样就增加了信心。
为了培养优秀的年轻地理工作者，我对自己的学生和青年人，总先谈一个立志问题。我强调人不可无志，而且要立大志，有了理想才能一步一步向着这个目标奋斗，以求卒抵于成。搞地理工作不仅要"读万卷书"，系统吸取国内外前人的宝贵经验，而更重要的还要"行万里路"，多去野外考察、多做社会调查。我自己从40年代初在四川调查土地利用开始，有时徒步，有时骑马，有时蹬自行车，有时搭大车、汽车，先后到全国各省区、不辞辛苦取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再加上在国外考察的经验，对世界和全国各地的地域差异性具有深刻的印象，这也许就是我对地理研究最大的发言权。我也要求青年争取一切可能的机会多考察、调查，以取得感性认识，然后再阅读他人的著作，就可加深理解，知所取舍，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获取真知，才能增长才干。我也常把自己以往工作中的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告诉他们，让他们少走弯路，提高学习和工作效率，以期加快健康成长，接好我们老一辈的班。
我一生追求着祖国地理事业发展，一辈子就生活在这个期望中，也正是这样的期望给我前进的动力。时至今日我的夙愿还远远没有实现，还得我行我素，始终不渝地追求下去。
我自1936年进入中央大学地理系，安心从事地理研究，倏忽60余年而不知老之将至。中国地理学会和中国科学院地理所的同志们为祝我八十寿诞，建议出版我的文集，得到学苑出版社社长孟白同志的大力支持。由我从保存下来的将近200篇著述中自选46篇，大致代表我的研究所涉及的主要有关领域。文集的取名意在以"人地关系"和"经济布局"分别概括人文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两大方面。建国之初，按苏联模式经济地理学以研究生产布局为中心，改革开放以来，其研究已不限于生产，扩而包括流通、交换和消费等方面，由此我认为以经济布局来点明经济地理学的研究中心无疑更为确当。此集仓促辑成，自认为乏善可陈，但从中却隐约可见我国近、现代人文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的发展轨迹。
这本文集之所以能在几个月之内顺利出版，应感谢学苑出版社的同志们代为编辑加工，热情襄助，也要感谢地理界老、中、青战友们对我的一贯支持与鼓励。 |
